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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切地想要甩开：“就你爸那样，真够你妈受的。你要是不想在家呆，咱们俩就出去打工呗。”

“出去打工，说的容易。去哪儿？”

我想了想，附近有什么还像样的地方。不过，既然要走，那不如走得远远的。

“泸阳怎么样？我听人说那边发展不错。”

君君焦急了起来：“啊？那么远？我们去了干什么啊？”

“去了再看呗，在这里光是说有什么用。”我变得不耐烦。

我们接着往前走，泛着白光的水面被停留在了身后。

“你真带我去啊？”君君小声地问我。

我不敢做出承诺，也多少觉得烦：“什么我带你去，是咱俩一块儿去。你也是个大人了，怎么老想着谁带你这种好事。”

“噢。”他被我训斥之后，变得很沮丧，又低头不语了。

和君君说话，有时候我会觉得很烦躁。他性格有点黏糊，当他抓到你，就总往你的身边靠。偏偏我最烦有人缠着我，也看不起他像个狗皮膏药。

我继续踢着石头走路，君君在我前面走着。路过一处凸起，石头滴溜溜滚到了河边。我愤恨它命不好，不能跟我回家，只能明天换一颗再来试试喽。

正在我心烦的时候，君君又黏黏糊糊地开口了：“我今晚能不能睡你家啊？”

我立刻质问他：“你自己有家不回，老上我家干什么？”

“今天我爸他们哥几个聚会。喝多了就要闹事，我怕他们收拾我。”

我想了想他家的情况，的确是有事没事会揍他一顿，一群神经病。但我又在犹豫，帮了他这次，下次他会不会还要找上我。

“我就住一晚上，帮你写作业，好不好？你要是想，我还能给你操。”

“说什么呢你。”我急忙打断他，鬼鬼祟祟地四处张望，生怕有人把他的话听见了。好在周围只有风声，并没有人。

“行不行嘛？嗯？”他不依不饶地问我。我只好发着火回答他：“行行行，行了吧，追着问的，烦不烦。”

耳边的机器还在轰轰地运作着，透光的荧屏上，医生挂起了五六张x射线图，给我讲解说这里位移，那里成角，还有的地方不是骨头出问题，是内脏破了，局部出现肿胀。

还是我醒来时看到的医生。她留短发，烫着卷，年纪大约有五十上下，此刻给我讲解治疗方案，对我说住院这几天一定要注意休息，肋骨自己长长就能好。注意饮食清淡，别吃辛辣刺激的食物。另外性病方面，不要太担心，现在发现得早，还是一期，不严重。听医生的话，按时注射青霉素，还是有根治的希望。另外私生活方面别人都帮不到，要自己多注意，必须使用安全套，避免不安全性行为。

我问她：“我是一期，那一共几期啊？”

“总共是三期。每个人的症状都不一样，一期都是皮肤粘膜上的症状，大多数都没感觉，普通人很少留意的。到了二期三期就严重多了，对骨关节、神经方面都有损害。这个病传染性强，以后你跟家人一起生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衣服、洗漱物品要单独放，洗澡的毛巾不要混着用，有条件的话最好分开使用卫生间马桶。”

我没有家人，不担心给人传染。我在心中默默念道，但没有说出口，我怕她可怜我。

“神经？神经损伤是说胡话那种吗？”

医生对我的询问露出吃惊的神色，好像在惊诧我还懂这些。

“一些人是有这样的症状的。像是焦虑、紧张等等的情绪反应，严重的会出现精神问题。像是说胡话，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，听到别人听不见的声音，老觉得有人要害他之类的情况，临床上都是有的。一般到了这个阶段就比较棘手了，并发症不好治，所以你可要抓紧机会，好好治疗。我们院的精神科就有几个病人，在精神科治疗了几年不见好转，一检查才发现是神经性梅毒。”

呵，我冷笑出声。应该就是杨坤了，我的病应该就是从他身上得的。整天嚷嚷着有人要杀他，搞得我也鸡犬不宁。

见我不合时宜的冷笑，医生叹了口气，对我说：“你没病就不要装作精神病了。好好配合治疗，别一天天吊儿郎当的。你还年轻，等出院了还有大好前程呢。出去之后就不要再惹是生非了，多干点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。”

第二天中午，老刑警和小警察又来了。

最近天已经完全热了起来，我在病床上能看到骄阳如日中天，天空蔚蓝着湛亮。他们穿着便装，上衣是系扣的白色化纤短袖，裤子穿的是黑色西装，脚上的皮鞋有几道很深的裂纹。这套装扮在这个天气里算得上是热得恼火。

老刑警给我提了点水果，塑料袋装的硬桃。他把水果放在枕头边的床头柜上，又把胳膊下夹着的公文包一并放到了上面，然后拉了两把椅子，给自己和跟班坐下。

他们今天看起来随意多了，心思甚至不在我的身上，而是飘忽不定的，悬浮着一种解脱和喜悦的情绪。我说不上来，但也许是我想多了也说不定。

他刚一坐下，就又摆出那副专注和严厉的表情。小跟班已经掏出本子，翻了几页准备开始记录了。

依然是老刑警先开口：“都是老熟人，见了好几回，那这次就不互相介绍了。”

“行。你们问吧。”我躺在病床上，左腿被绑得高高的，挂在床边的铁架上。右胳膊蜷在身前，像是鸡翅膀。身上还有青青紫紫的好几处伤口，被晾在外面不管了。在这幅情境下，我只能摆出任人宰割的模样。

老刑警调整坐姿，开始了问话：“3月11号的晚上，你在什么地方？”

这问题已经问过了一遍。“我在阿波罗，值夜班。从晚上九点到早上五点。”

“有人能证明吗？”

“当天晚上在阿波罗上班的人都能证明。出勤表、监控，上面都有我呢。”

“你确定？”老刑警挑衅般地问我。

跟我玩心理战，简直可笑。我做出疲惫的模样，开口重申道：“我确定。”

“4月23号下午。在我们去到你家里，对你进行情况了解之后，你去到了哪里？”

他说的是我去杀四爷的那天。

“我去了阿波罗。”

“你去阿波罗做什么？”老刑警直勾勾地盯着我，不放过我任何一个表情。

“我去上夜班。”按理来说那天不是我出勤，表格上应该没有我的名字。但我只能这么回答了，按照练习好的那样。

“你几点出发，几点到的阿波罗？”

“大概是下午六点半出发的吧，七点钟就到阿波罗了。”

“七点，离你的上班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哦。”

我抢答道：“对，早点儿去，在领导面前多表现表现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恐怕接下来才是重点。

“然后，不知道怎么跟人起了矛盾，就打起来了。”

“和什么人打起来？”

马黄和小梁。但我知道不能这么说。要是警方已经逮捕了马黄和小梁，凭那两个软脚虾，我的事早就被抖落出来了，还需要在这里接着问？

“不认识，脸也没太看清楚，只记得是几个男的。”

“几个人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三个，或者四个？他们几个人揍我一个，我光挨揍了，根本没心思数数。”

“他们打你一个服务员，那么多围观群众，没人帮你？”

“我当时还没换上工作服，没人知道我是服务员。再说了，场子也乱，音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