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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，肖立群找来了贺杰，贺杰杀了张平康，老张进行了疯狂的报复，原本的平衡一下子被打破，整个事态都走向了不可控制的局面。

而他，在这不可控的局面里，加了最后一把火。

原本他觉得自己没有做错，如果不为老张发声、不让贺委员的手从左安县缩回去，那左安县永远都不会好起来。

但在任平飞教训他的时候，他第一次反思了自己，思考自己是否做错了。

而今天，是他第二次反思。

他开始想，如果自己那时不冲动，起码还能在没有肖立群的左安县待两三年，能带着百姓们再上一个台阶。

他做错了吗？

两辆军用皮卡车护送着路昭到火车站，四名战士又一路送着他，坐了一天火车，抵达首都。

由于路昭刚刚发生过意外，出于保护证人的需要，邓组长出发前和他商量过，让他暂时不要回家，也不去单位，待在首都专案组成员的视线范围内。

路昭没考虑多久就答应了。

反正他这会儿被停了职，是个没事可干的闲人，待在哪儿都一样，索性专心协助专案组把左安县的系列案件办完。

他向原单位报告了这个情况，经过领导同意后，邓组长就安排了他回首都的去处——左安县案件的专案组在首都也有成员、有办公地点，待在那儿比较安全 。

这会儿火车一到首都，战士们直接把他送到了专案组所在的单位办公大楼。

路昭提着皮箱，和几个陌生的办案组员一一见了面，他们就把他安排在大楼的留置处暂时住下。

左安县的办案进展，比路昭预想的要慢一些。

他从六月待到七月底，一个多月下来，首都这边的专案组的成员们天天都在加班，有不少领导被请来谈话，然而案件几乎没有太多进展。

因为这案件被路昭一把捅翻了，曝光的内容太多，闹得太轰动，上级高度关注，要求彻查。

而要彻查，里头的复杂关系网就得一条一条缕清。而且左安县的好些案件时间跨度很长，有些证据已经不在了，要靠四处走访、谈话取证。

等这十来年老百姓受欺压的桩桩案件都水落石出，才能一个一个找准责任人，才能进行定罪量刑和组织处理。

路昭就耐心地等着，配合着专案组的工作。

他刚来的半个月被严密地保护着，每天只能待在自己的小屋里，三餐有人送来。

送餐时也不开门，就从屋门上开的那个小窗户递进来。想看书看报，也是从这里递。

这日子和坐牢没什么区别。不过路昭仍可以联系外面的同事和朋友，他写的信有人代他投递，屋里也给他拉了电话线，安了一部座机电话。

路昭没事就和宋悦打电话，然后每天还有大把的时间看书看报、锻炼身体。

只是成天待在一个小屋里活动，实在太憋屈了，过了最初的半个月，他就待不住，向组员申请出去放放风。

一开始组员们比较谨慎，商量之后让他三天出来放风一次，每次一小时，只能在大院里转转。

后来放风了几次，发现晚上出来根本不会有什么危险——因为大楼里的人都下班了，院里就路昭一个人闲逛，大院的铁门也上锁了，门口还有保安守着，能有什么事？

于是，路昭的放风时间就成了每天一次。

每天晚上吃完饭，等到八九点，外头都没什么人了，他才出来，到院里去呼吸新鲜空气。

日子平平淡淡地一天一天过去，宋悦给他打电话听说他在首都闲得不行，每月还能拿原单位的基本工资，羡慕极了。

“你这过的不是神仙日子吗？不用干活，还有钱拿，还有人给你送饭吃，自己连碗都不用洗。”

“可是走不出这个院子呀，不像你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”路昭笑道，“而且，我忙惯了，不干活，反而不舒服。”

宋悦问：“你还得在那儿待多久？”

“不清楚。”路昭说，“得等到确认我的安全，或者等到这案子办完吧。”

“这种大案，办完得两三年吧？”宋悦吃了一惊，“你总不能在那儿坐两三年牢啊！”

“我也和原单位的领导联系着，他们说等这阵子风头过去了，尽量帮我想办法，找组织部把我调到南方去任职。”

“等风头过去，是要等多久呢？”宋悦问。

“等到查清涉案人员，进行留置，可能等到明年吧。”路昭说，“那时候谁下台、谁进去，大家心里都有数了，就不会来关注我这个小虾米了。”

他叹了一口气：“他们现在盯着我，是不清楚我知道多少内幕，怕我抖得太多，把更多人拉下水。”

“你也是够可以的，让这么多大领导胆战心惊地惦记着。”宋悦说着，顿了顿，“不过，这些敢□□的人，也该下台、该坐牢。真是无法无天。”

两人说了好一会儿，才挂断电话，路昭一看时间，又到晚上八点了。

他照常走出门去，由两名警卫员守着，去院里闲逛放风。

这会儿已经是八月，路昭在这里待了快两个月了，案件总算有了新进展，他的心情也松快不少，在院里一圈一圈地跑步。

两名警卫员一开始跟着他，跑了半小时后，他俩就去旁边休息喝水，路昭则珍惜这一天仅有的一小时，继续在院里兜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