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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满四十,同时因为其性豁达而无城府,履历虽深,但欠缺手段,对委他一道之任,朝中还是颇有微词的。
比如吏部尚书窦仪,就直接进言,说王著还欠些火候,但是拧不过刘皇帝。因为,不管王著有多少不足,对刘皇帝却从来忠诚,十几年的言行举止,那种恭敬乃至崇拜,几乎印到了骨子里,对于这些刘皇帝也是有所耳闻的。
显然,皇帝近臣的出身,对于王著而言,可谓受用终生,江南可以说是大汉最富庶的道府了,王著也由此一下子成为大汉的政治明星。
吕胤则调任两浙布政使,他就任两浙,不管从哪方面来讲,都没有人提出异议,其履历之深厚,能力之强干,整个大汉都挑不出几个比他更好的。
毕竟,他一步步从州县小吏,成为皇帝“秘书”,早在几年前,就有资格主政一道了,只是被刘皇帝看上了,调到身边用了几年。
两年前因为其母丁忧,刘皇帝也只给他放了一年的假,后来起复,给了个东南观察使者的差遣,如今,正好继昝居润。
同时,因为当初的叛乱,两浙地区,也需要吕胤这样一个能臣干吏去主政,刘皇帝也放心。而可以想见的是,等吕胤再度还朝之时,宰相的位置也将替他腾出来,待其入席。
太子太傅李昉,调任湖南,这点有些出人意料,不过也没有什么非议。毕竟这既是皇帝的故人,也是太子的老师,谁敢叽叽歪歪。
在经过两任十多年的发展建设后,湖南的潜力已经初步体现,人口的增长,连续的大熟,也使得每年湖南的两税逐年增长,到开宝四年,已然可观,让朝廷都不敢忽视了。
七道之中,直接有三道长官,是由具备皇帝近臣资历的官员担任,可见刘皇帝用人,还是有唯亲唯私的一面的,尤其对这种封疆大吏。
要说出人意料,还得属广南东道的任命,张懿,最主要的原因,他属于降臣,却又不像韩熙载等人名气那么大。当年,只是南唐军中的一个微末低级军官,战败投降。
靠着够硬的心肠,灵活的头脑,敏锐的嗅觉,不俗的手腕,赢得了兖国公王朴的赏识,一步一步向上爬。等到当年王朴还朝时,已主管一道之刑名,到如今,更升任一道主官。
当然,花了十五年的时间,也不能说容易了。另外,他也是探花张洎的叔父。谈起张洎,这位小张探花,也官升至朔州知州了,还在宋琪的手下低眉顺眼地熬着。不过,对于张洎而言,已经不低了,皇帝身边出去的人,在仕途的升迁上,优势太大。
另外,则是广南西道的卢怀忠了,这是位军转政的官员,此前一直在军中任职,从边军到禁军。而他到广南的主要任务,还是为南征的潘美提供后勤支持。
与东南道司主官调换同时进行的,是对南方军事主官的调整,石守信、赵延进、张永德、曹彬相继调回东京,石守信任枢密副使,随时准备转正,赵延进与张永德、曹彬则分别为三衙副帅。
同时,高怀德、向训也挪了挪窝,到东南驻守。到此为之,开宝初年朝廷用以坐镇东南的高级将帅,基本被换了一遍,只剩下个刘光义,守在福建,同郭廷渭一道,准备出海收取流求。虽然那基本只是一次军事旅行,但开疆拓土嘛,总归要认真些。
而朝中诸部,也进行了一次调整,都察院换了窦俨,至此,窦家五兄弟的名声越发大了,上至宰部,下及道州,人皆实授要职。
财政司调动最为频繁,原西南转运使张美任盐铁使,原河北转运使沈义伦任度支尚书,户部则由王溥兼领。
刘皇帝素来欣赏的“橐驼儿”韩徽,迁任大理寺,从军到政,从财到刑,韩通这个儿子显然成了刘皇帝的重点培养对象。
另外就是,国舅李业,刘皇帝再给他加了个门下侍郎衔,或许用不了多久,李业就将成为大汉第一个以外戚身份担任宰臣的人了。
四件大事
一直到入冬之前,大汉朝廷主要忙碌于四件大事。
其一,关于齐州水灾的善后事宜,有一片处置周到、救济及时的官员得到了封赏与提拔,同样也有不少州县官员,因之罢官免职,乃至下狱问罪。
黄河已经日益显示出其威胁了,破坏力强大,每决口,总是给官民造成重大损失。这些年每听到沿河州县报上的大小水患水灾,朝廷都不由紧张起来。官方统计,自大汉开国以来,在黄河中下游,发生的大小水灾,就达三十六次,其中只有四年完全无事。
对于黄河水患,朝廷的重视程度也在日渐提高,甚至已经费了不少人物力,进行河道清淤疏浚,堤防加固。而负责水务的大臣,前后更派出去不少,包括王朴、雍王刘承勋以及昌黎王慕容彦超。近几年,慕容彦超更是带着一批水务专家,四处巡视水文,筹谋治理方案。然而,总是治标不治本。
为水患问题,朝廷也开了好几次专项会议,并发明诏集思广益,同样也没能议出个根治的办法。
下面的官员倒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想法,说堵不如疏,当效仿大禹治水,开挖沟渠,变更河道,用以行洪泄洪。
这个思路听起来也是不错的,毕竟连大禹都抬出来了,然而却遭到了包括魏仁溥在内的一干重臣的反对。
毕竟,黄河水道要是真那么容易就变更,也不会成为历代王朝的一个痼疾。刘皇帝是有些心动的,觉得构思不错,堵不如疏确实是个浅显易懂的道理,却也不盲目。
因为在刘皇帝的印象中,黄河改道,带来的往往是一种灾难,轻易不可为。并且,这种事情,还是需要做详细的调查,周密的准备,论证可行性之后,才好施行,还要考虑人物力的投入。
在此之前,对黄河的治理,还是只能老一套,清淤、固堤,再多植树木。然而,南道河床过高,堤岸也越筑高,几乎已是地上河,这也是最让人感心惊肉跳的。哪怕清道,都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事实上,改道真的是个不错的办法,只是不能像北宋时期那样不顾实际、看图划线,瞎改乱改……
不过,有一点,是开宝年来,朝廷在推动的,那就是对黄河水系的梳理上,河水北流,刘皇帝甚至有萌生过把“京杭运河”开凿出来的想法。
黄河的治理,非一时之功,甚至非一世之功,可以想见,会贯穿刘皇帝的整个统治时期,乃至整个大汉帝国时代,还有得头疼了。
除了水患这种长期扰人的事情之外,便是太子刘旸成婚了,这可是朝廷的大事,涉及到国本的事情,岂能不重大,政治意义尤其突出。
相较于当初皇长子刘煦成亲,对太子婚礼的操办,显然要更加隆重,规格更不可相提并论,毕竟是储君成亲,迎娶太子妃。
婚礼都是在崇元殿上举行的,内外公卿大臣一齐相贺,为此还专门让翰林、学士及文才们,写了大量的诗词文章,以作祝贺。
太子与其他皇子之间地位上的差距,十分明显,刘皇帝也完全体现了他对刘旸的重视。太子的地位,愈加稳固了。
首先皇帝看重,其次宫内有皇后,宫外有符家、慕容家,这种陪着,几乎难以动摇。
另一方面,与太子结上亲,也使得慕容家族在朝中因卫国公慕容延钊之死而滑落的地位,重新巩固了。
婚后,刘旸仍旧以太子的身份呢听政于广政殿,但可以负责具体事务,一应军政诏制的审核工作,都由他主持,算是把门下的职能划给他了。
与此同时,刘晞、刘昉这两兄弟,也正式出任官职,刘晞到太仆寺任副职,刘昉到兵部,在南北用兵的后勤事务上打下手。
剩下两件大事,无外乎南北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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