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拉裤裆里头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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捡破烂的日子过得飞快，不知不觉街道两旁的银杏树也渐渐变得金黄，纷纷扬扬洒在地面，拖着跟我一般大的麻袋在路上行走，每行一步都能踩出咯吱咯吱的脆声，费力地举起麻袋，越过因拖行而堆积的一堆枯叶，再放下，继续拖行前进。

初来乍到，我总是躲着警察，生怕被当作不明人员被抓进派出所，饿极累极时，脑海里“回家”的念头一闪而过，时间一久，我不再躲着警察，但也不会刻意找上门，况且警察也不是全天24小时满大街的巡逻，偶然在路上见到我也并没有预想中的那样将我带走，只是轻描淡写地打量一眼，仿佛我只是一个没有危险性的普通行人。

晨间与夜晚冷得刺骨。

前不久夏天的夜晚闷热难忍，蚊子、苍蝇和不知名的飞虫，还有吵了一整晚的知了，没完没了。现在耳朵不吵了，却冷得要命，深秋夜晚风大露浓，每天早上醒来棉絮又冷又破又潮，夜晚一天比一天难熬。

现在觉得，夏天也挺好的。

起码一觉起来不会被冻醒。

已经有皮肤开始溃烂了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也许是最近阴天多雨，总是没完没了的下雨、下雨、下雨。

每天都在祈祷雨快停下，每天都在祈祷快点出太阳，每天都在祈祷今天快点结束。

可是，秋天过去了还有冬天。

卖火柴的小女孩就是死在冬天。

她为什么不捡破烂？卖火柴又不能填饱肚子，捡破烂起码还有剩饭和小半块酸蛋糕吃。

太冷了、太饿了、太困了。

再然后我醒来，睁开眼全是白色，还以为自己终于死了，视线聚焦后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病床，护士说我差点没被救过回来，又问有困难为什么不找警察。

我懒得说话，张嘴啊啊啊几声。

护士带着怜悯的眼神闭上了嘴，喂我了一份带甜味的粥。

不过很快就被特意来诊断我嗓子的医生给戳穿了。

之后我才知道送我进医院的是一个老警察，出任务时在大同广场的垃圾桶旁发现我的。

老警察人很好，医生护士也很好，被子很暖和，肚子是饱的，身上的肿包也渐渐结痂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老警察和其他警察来看我之余还经常盘问，比如身世名字，家在哪里，父母叫什么，有没有兄弟姐妹。

“我姓高……不对、不姓高，他们都我叫狗娃，住在高家村，啊？还能是哪？不是说了住高家村吗，还能叫什么地名？嗯……家里没电话，有玉米棒子。”我随口胡扯道，“爹死了，被钢板压死了，头和手脚都露在外面，像乌龟壳压下来那样死的，额…没见过，听他工友说的。”

“难过啊，哭了好几天，眼睛差点瞎了…现在当然也伤心，但哭不出来了……”

“我被人拉上车，我不认识拉我上车的人，车里面有几个小孩，但是他们都睡着了，我也不认识他们。妈不知道去哪了，爹变成乌龟之前她就不见了，有奶奶，妈还在的时候奶奶就埋进土里了，爷爷？不知道长啥样，见过坟头……爷爷叫什么名字？爷爷的名字不就是爷爷吗？”

“来这多久了？啊……好久了……四十天？四年？”

“上过学，我站在窗外看村里的老师写粉笔字，站到麦子成熟的时候，学堂里也没人了。”

半真半假、前言不搭后语，努力让自己不要露出破绽。

我说了很多谎，爹没死，娘也活得好好的，奶奶应该还活着，当然了，他们现在有没有活着我不清楚。

不过家里确实有玉米棒子。

可我都不能说，一旦实话实说，一定会被送回去。

我宁可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死掉。

似是而非的被拐卖情节，老警察应是信了。

我的床位就在窗户边，窗外没什么好看的，外头坐轮椅老头老太最多，其次就是被搀扶到楼底花园散步到病号，我不喜欢看，偶尔会溜出病房，但也没什么好玩的，消毒水和药剂的味道只比垃圾桶好一点。

当窗户外的楼底花园有人坐在石凳上吃饭时，老警察就会带着装满饭菜的大口缸来看我。

伤口结疤快脱落前，他便把我领回家了。

过了一个多月，老警察正式收养了我。

这期间，我被带到警察局和福利院。去警局做了失踪人口登记，开始他打算把我送去福利院，但没爸没妈的小孩太多，说是福利院，不过只是两栋很小、破旧的三层楼房，只有楼前一块很小的空地，还被大铁门围住。空地窄的不够二十个小孩玩老鹰捉小鸡。

院长蹲在我面前，满脸为难。

他起身揉了一下我的头顶，对老警察说：“小孩太多了，唉……”

老警察应该是考虑了很久，然后带我去福利院走个领养程序，最后带我去警局正式落户。户口本上，户主姓高。老警察早年离异，中年丧子，刚好今年快退休，又捡到我，恰好我也姓高，他觉得是个缘分。

我不姓高，我骗他的。

我父母双全，有三个兄长，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，由于我是超生，父母再也交不起罚款，是个黑户，连上学都没得上，村长看我可怜让我去村里的小学里跟着识字。

本以为我会一辈子困在那，种地、堆粪肥、割麦、……直到有一天，村里来了几个衣着体面的外乡人。

他们鼓动村民把孩子交给他们，以外国人口少钱多现在的话说就是劳动力缺失、薪资高为说辞，他们会把孩子送去外国学技术，学成后能留在当地工作生活，只要父母即监护人替孩子签字画押，他们就当场“预付定金”，按他们的说法是：提前预支一部分薪水给孩子的父母，按人头计算。到临行当天，清点确认人数后，再一一“补齐尾款”。唯一缺点是，出了国，年无法回家，只能国际电话联系。

他们将国外的好处讲得天花乱坠，还在村里广场拉幕布投影，视频里的中国人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，背景是运作的流水线和机器。

此后村里公告栏上贴满了中英夹杂的合同、公司介绍、外国地图、联系电话等，还贴有和穿西装的大胡子红头发、金头发、蓝眼睛、绿眼睛外国人的合影。

那时的国际电话10元一分钟，还是有几个村民拨打过的，接电员说着一口听不懂的英语，很正宗，没人听得懂，也没人分辨真伪，毕竟他们连普通话都说得磕磕绊绊。

村中教书老师提醒，这些外乡人专门找些大字不识的乡民，把他们偷渡去国外当黑工，人生地不熟、语言不通、信息障碍，在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里，工作待遇能有多好？

没人感谢老师的提醒，反而嫌碍事，甚至会问他：“你有证据吗？”“他们都录像证明了怎么会是假的？”“你是不是见不得我家娃出息？”“怕以后没人听你教书哇？”

他们把老师关起来，以防他去报警。

即使半信半疑，孩子多父母也大可自欺欺人，闭眼安慰自己的良心：国外有什么不好，这辈子能够出国都是一件天大的喜事，总比种地强。

还能少张要饭的嘴。

以冠冕堂皇的借口贩卖多余的儿女。

站在家庭边缘的孩子就这样被轻易抛弃，懵懵懂懂地坐上通往未知目的地的车辆。

临行前母亲给我一个鼓鼓的小布袋，打开一看，全是过节才吃得到的白面馒头。我抬头望了一眼挂房梁的风干腊肉，慢吞吞地把那袋子馒头挂上脖子。

我在家排行最小，又是男丁，理应备受宠爱，但很不幸，我诞生在庄稼收成最差的那一年，旱